真实的“闯关东”

[ 2008-03-20 09:36 ]

中国日报网站环球在线消息：300多年以前，一股“闯关东”的浪潮席卷山东。齐鲁大地上的农民们推着小车，挑着担子，用两条腿开拓出一条充满血泪的“闯关东”之路。一个“闯”字，沸腾了他们的生活，也造就了他们的性格。当时光渐渐冲淡这段历史时，一部电视剧《闯关东》，将人们尘封的记忆重新唤醒。主人公朱开山，似乎就是他们的时代背影。

“闯关东”人群的后代如今生活怎样？是否真的如朱开山般智、勇、忠、义？……记者沿着当年“闯关东”的线路，走进了这个群体。

无论是200多年前的周氏兄弟，还是近50年前的殷敬海、寇前塘，他们像一群驰骋在东北三省茫茫雪原上的“西部牛仔”，挎枪、骑马、闯天下；他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豪气冲天，又充满民族正义感；他们那段辛酸而又激扬的历史，正是一代代山东人的英雄本色。

从两兄弟到千人村

当年，相当一部分人闯关东选择了水路，从山东出海，漂到大连，再从现在的旅顺、金州海岸上岸，然后北上寻找肥沃的土地。因此，在“闯关东”过程中，大连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

在大连市旅顺口区，有一个叫周家崴子的村庄。村里人绝大多数都姓周，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老祖宗——周成文。经过几代繁衍，周成文的后人们，把这个原本只有两户人家的村子，变成了一个有两千多人的大村。如今，村民们已脱离了祖宗们的农耕生活。在这里，记者找到了该村的族谱修订负责人周纯官。

周纯官住在一栋三层小楼里，小楼的建筑风格类似欧式别墅。周纯官笑称：“村里现在以加工业为主，开了不少工厂，村民们的腰包都鼓鼓的。跟老祖宗那时候比，俺们现在都是有钱人。”

周纯官点燃了一根香烟，阳光透过玻璃，照射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他沉思着，打开了一段尘封两百多年的记忆——

公元1715年，也就是大清王朝的康熙五十四年，登州府（今山东蓬莱及其周边地区）门楼村的周德新、周德纯兄弟，由于生活贫困潦倒，无奈之下，决定离家“闯关东”。

“关外有黄金、有沃土、有人参、有貂皮。”这话让周氏兄弟听着，实在诱惑。于是，两人凑了一笔路费，找到了一条小渔船，准备从海路前往关外。

那个时候，没有任何机械化船只，没有卫星定位导航系统，没有雷达，没有探照灯，甚至没有可以休息的船舱，有的只是小舢板，还有船老大多年的航海经验。

出海前，周家兄弟并不知道面临的将是一场生死冒险——根据有关资料显示，自清朝入关起，有不少乘船“闯关东”的人，由于海风的变化，漂流到了朝鲜、日本等地；至于覆舟于海上者，更是难以计数。

大海是无情的，海浪随时可以把船掀翻在海里，甚至只是一次普通的季风变换，也可能让周氏兄弟永远无法回到老家。但他们已经抱定了必去的信念，几次乞求船老大，“即便死也值了，只要把我们送到关外。”船老大被感动了，在一个夜深风高的黑夜，他们悄悄地驶离了登州府码头。

命大的周氏兄弟，平安抵达了大海的北面——旅顺口。当周家兄弟饥寒交迫地踏上旅顺口的沙滩时，他们有了一个新的称谓——“海南丢”（在山东省的胶东一带，人们把坐船去关外谋生的叫做“上海北”；而在大连，人们把通过海路“闯关东”的人称为“海南丢”）。

周氏兄弟随后就落户在了旅顺口的夏家村，娶妻生子，男耕女织，到老含饴弄孙。如果按照这样的生活轨迹来看，也许周家兄弟的“闯关东”之路过于平淡。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周氏兄弟的冒险天性，在他们的孙子周成文身上，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公元1776年，周成文带着妻子曲氏，来到了周家崴子。那时的周家崴子，甚至算不上一个村落，只有一家蔡姓居民住在那里。于是，周成文就与妻子在这里定居下来，开荒、种地、生孩子。一直到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周成文有了5个儿子和10多个孙子，一个大户人家就这样形成了。

周纯官保存了一份当年的分家书，上面写道：“周成文，因家口甚多，居住不便，情愿各人分居，周光中分到二间草房……嘉庆十四年十月廿二日”。当年周成文仅用短短两百多字，就把一个大家族分开了。然而，他没有想到，就是这次分家，居然造就了周家崴子村的百年辉煌。

周成文的孩子们分别开始创建自己的家族。于是，这里渐渐繁荣起来，不断有新的生命诞生，不断有新的土地被开垦，同时也不断有人再次加入其中。

从周家兄弟“闯关东”到旅顺，到周纯官这一代，周家已经繁衍了12代人。1971年，村里拆除坟地，把周家的坟茔全部拆掉了，年轻的周纯官忽然有了一种担忧：“把我们老周家的坟茔拆了，子孙们今后到哪里找祖宗呢？”

从那天起，看着祖上留下的“分家书”，周纯官寻根的念头一天比一天强烈，“我要知道自己的祖宗是谁、来自哪里，更重要的是我要了解和继承老祖宗的性格、精神。”

周纯官开始了寻根之旅。在日记里，他详细记录了当年走过的寻根路线：曲阜、蓬莱、青岛……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询问当地的人们——“这里是否有登州府门楼村？”结果令他失望，没有任何线索。

1984年，已经是万元户的周纯官，依然没有放弃寻根，“那时，叫我‘烧包’的，说我傻的，什么都有”，但周纯官不在乎。1989年，他终于找到了一位叫周可玉的山东人，看到了一份保存多年的族谱。他激动地翻开那本发黄的册子，在上面找到了一行让他激动万分的字迹——“康熙五十四年，周德纯周德新兄弟，渡海北上，定居旅顺双岛夏家村。”

血性汉子客死他乡

1940年春，山东滨县。由于大部分土地都是盐碱地，每年开春，这里总是赤地千里。这一年尤为严重，农民几乎是颗粒无收。当时，日本侵略者正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扫荡，很多农民也不敢出门种地，怕被日本人抓走当劳工。

滨县农民殷殿起坐在家里发愁，种不上庄稼，呆在家里又无事可做，长此以往，日子恐怕是过不下去了。他和妻子俄秀兰一商量，“反正横竖都是死，不如去闯一闯关东，看能否找到条活路。”

抱着这样的想法，殷殿起挑着扁担，挑着自己三岁的儿子殷敬海，和妻子一起走上了“闯关东”的大路。

当年扁担筐里三岁的娃，现在已是七旬老者。殷敬海不愿回忆历史，他说哈尔滨的生活是他“一生的恐怖事件”。

“母亲曾告诉我，当时‘闯关东’的时候，基本上每天都能遇到十多户和我们一样的难民。”殷敬海记忆最深刻的是，他的父亲几乎是光着脚丫走到东北的。“由于长时间的跋涉，父亲的鞋很快就破了，当时也没有条件补鞋修鞋，只好赤脚前进。饿了，就在附近的地里找点生玉米啃几口充饥；渴了，随便找个水洼喝水。”颠沛流离的“闯关东”之路，殷敬海一家整整走了一年。

“出了山海关，父亲坚持继续向前走，一直走进了哈尔滨。我们定居的地方，是在一片贫民窟中。”当初殷殿起“闯关东”，为的是图一口饭吃，可到了关外才知道，这里虽然有着肥沃的土壤，却每天都生活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下。“当时的东三省，已经成为日本人在中国的重工业生产基地，除了要防着被抓去当劳工，还要小心翼翼地遵守日本鬼子订下的各种苛刻的‘规则’。”

那时，殷敬海才四岁，但所见所闻成了他终生抹不掉的记忆。“太残忍了！日本人拿着棍子往邻居头上打，邻居满脸是血，我印象深极了。”说到这里，殷敬海痛苦地闭上眼睛，久久没有说话。

殷敬海记得，他们家的邻居街坊都是山东人，生活也不顺利；尤其是1940年后闯来的移民，大部分都靠打工谋生。“父亲就是这些‘打工族’中的一个。他当过货郎，每天都要走街串巷，卖些针头线脑，以维持生计。冬天就去江边给人拉犁耙”。

所谓的拉犁耙，是东北一种特殊的雪橇，人坐在上面，由拉犁耙的人把雪橇从河边的这一头拉到对岸。“这是一种特别消耗体力的工作，父亲基本天不亮就走了，每天要干十多个小时才回家，却挣不了多少钱。”

为了维持生活，殷殿起甚至还打过有钱人的“主意”。“每逢初一、十五，有钱人就会在河里放一些荷灯，灯上有不少吃的。父亲就趁着天黑，悄悄下河捞荷灯，把荷灯里的食物拿回家。有几次，父亲深夜还遇到了日本人，每次都被打得遍体鳞伤。”说到这里，殷敬海的眼圈红了起来。

转眼间，生活在哈尔滨的殷敬海8岁了，看着儿子一天一天长大，殷殿起的心头却喜忧参半，他希望能够让儿子去读书，可是自己每天拼死拼活，也只能让一家三口勉强填饱肚子。

就在这时，一个翻译官和几个日本鬼子来到了殷殿起家，主动提出要送殷敬海去读书。“父亲半信半疑，后来才知道，这个所谓的读书，就是读日本人的书，学日本人的话。‘那不是让儿子当日本人吗？’父亲心底升起了一股无名的怒火。”

殷殿起这个血性的山东大汉，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最终决定让妻子带着孩子逃回山东。“快把儿子带回去，让他去姥姥家吧。”殷殿起对妻子说。

“可是你呢？”俄秀兰放心不下丈夫，这些年在东北，虽然丈夫时刻压抑着自己的火爆脾气，可是总会有压不住火的时候。

“放心吧，我不会做傻事的，我一个人在这里多赚点钱，回去咱们盖新房，让儿子读书。”最终，俄秀兰拗不过丈夫，带着儿子踏上了回老家的路。谁知道这一别，殷敬海就再也没有见到父亲。

“在哈尔滨，如果一个外乡人没有家眷独自一人谋生，就会被日本鬼子视作流民。”因此，就在俄秀兰离开不久，几个日本兵就将殷殿起当作流民，抓了起来，送到矿上做矿工。

“当时我舅舅和舅妈也‘闯关东’，也到了哈尔滨。这些事情是他们后来告诉母亲的。父亲在矿上干活，有一年的正月十五，日本人让矿工们聚在一起吃饭。父亲在吃饭的时候，唱了首小曲，在正月十八那天，父亲就……”殷敬海再也说不下去了，泣不成声，“我舅舅估计，可能是父亲当时唱歌讽刺日本兵，结果就被他们害死了……”

殷敬海拿出一张已发黄的相片，上面的他只有四五岁。“这是我们家唯一的合影。”他伸出干瘦的手指，轻轻地抚摸着发黄的照片，感叹不已：“‘闯关东’对于我们民族来说，是一段不能遗忘的历史。而对我来讲，我想忘，却又难忘。”

从“闯关东”到闯山东

2008年2月20日18时12分，由牡丹江开往济南的1452次列车，准点到达济南火车站。虽是终点站，车上的旅客仍是满满的。他们大部分来自东北三省，还有一部分是来山东务工的。

“现在山东发展快，爷爷当年‘闯关东’，我们回来闯山东。”一位刚下火车的中年人告诉记者。虽然春运高峰早已过去，但是到山东的列车，还有如此大的客流，在以前是不多见的。这也预示着今年来“闯山东”的东北人更多了。

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东北三省的“闯关东”后裔们，早已有了回流的趋势。

家住山东省高密市的寇前塘，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携全家从黑龙江伊春市，回到山东高密定居下来。此前，寇前塘在伊春的友谊林场工作了40年。改革开放前，寇前塘的老家由于地少人多，生活困难。在他9岁时，老家遭遇天灾，父亲无奈之下，一个人踏上了关东路。1956年，15岁的寇前塘坐着火车前往关外，投靠父亲。

对于寇前塘来说，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林场里那些山东的老乡们，“有70%左右的人，都是山东过去的，张口都是山东话，生活习惯也跟山东一样。”寇前塘告诉记者，林场里的山东人分两种，一种是多年前随着祖上定居于伊春的老山东人，一种是像自己这种刚刚去的新移民，但不管是哪种山东人，大家对于老家的思念都是一样的。

改革开放后，山东经济发展很快，寇前塘以及林场的其他山东老乡们，纷纷带着妻子和孩子，一起回到了山东老家，形成了“返乡潮”。

山东社科院人口研究所一位学者认为，“返乡潮”现象早在1979年的时候就已形成。“1979年是山东人口迁移的一个拐点。1979年以前，山东的迁出人口大于迁入人口。但1979年之后，山东的迁入人口开始逐渐增多。每年少则数万，多则十几万。尤其是在烟台、威海等地区，近年来有不少楼盘被东北人成片买下。到了2000年前后，东北地区的不少打工者也开始涌入山东。”

山东省统计局有关人士分析认为，20多年前，持续了300多年的山东人“闯关东”现象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返乡潮”的兴起；在这股“返乡潮”中，伴随着一股来势更猛的“打工潮”。他们是真正来闯山东的！（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特约记者　李　解）

“闯关东”移民潮简析

张利民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02
经济史199806

【作者简介】作者张利民：天津社科院历史所；邮编：300191。

【 正 文】

　　“闯关东”是中国近代向东北移民的略称，出现在清代，20世纪后形成了移民高潮，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被当时人们认为“可以算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注：《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38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闯关东”的由来及其规模

　　清代以前，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和蒙古东部的东北地区，人烟稀少，大部分土地处于荒野未开、崇山未辟的状态。清军入关在北京建立了清王朝，关外的满族人大多随军入关，据估计明末清初满族人口约100万，迁入关内的达90万之多，编入汉军旗的汉人和大批奴婢也随之入关。（注：叁见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第27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即便在原来人口较多的辽东此时也是沃野千里，有土无人。为此，顺治元年（1644年）清廷要求各地官署劝农开垦，“荒地无主者，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有主者令原主开垦”；“招徕流民，不论原籍别籍，编入保甲，开垦无主荒田”，“永准为业。”（注：《清会典事例》，卷166。）顺治八年(1651)清廷谕令，“民人愿出关垦地者，”山海关造册报部，“分地居住”。（注：《清朝文献通考》，卷1，第4858页。）十年(1653)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例》，鼓励关内民众到东北，垦荒种地。对于招民的头目，“招民开垦至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百名以下者也授予相应官职；对招徕的移民月给口粮、籽种和牲畜。（注：《盛京通志》，卷23，第23页。）与此同时，设置了管理民人的地方政治机构。于是，迅速形成颇具规模的移民潮。如在海城，顺治年间“招民开垦，直鲁豫晋之人，来日日众”。（注：《海城县志》，卷7。）但事隔不久，清廷以东北为“龙兴之地”，担心关内汉人的大量迁入会损害旗人利益，破坏满族的习俗和秩序，康熙七年(1668)废止了招垦令，推行封禁政策，以后的措施越来越严厉，从局部封禁到全部封禁，从验关封海到驱逐流民。尽管禁令日见严厉，却不能完全禁阻关内民众进入东北。迫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荒，越来越多的山东和直隶省农民或泛海偷渡到辽东，或私越长城走辽西，涌向仍在沉睡的东北沃野。《荣城县志》载，“地瘠民贫，百倍勤苦，所获不及下农，拙于营生，岁歉则轻去其乡，奔走京师辽东塞北”。（注：《荣城县志》，道光年，卷3。）仅康熙末年，山东到关外垦地者已多至十数万人；据统计，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大约有180万关内移民（包括后裔）来到辽河及吉林、黑龙江一带谋生。（注：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第45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些移民都是在清廷实行封禁政策的条件下进行的，故称之为“闯关东”，以后一直被世人所沿用。
　　近代以后，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向东北移民的规模愈来愈大。不断扩张的沙俄轻易地攫取了东北大片领土，促使清廷改封禁为驰禁，移民实边放垦。咸丰十年(1860)清政府首先开放了哈尔滨以北的呼兰河平原，翌年又开成了吉林西北平原。最初政府开放的禁地范围有限，但是禁令一开，放垦一事如脱缰之马，关内成千上万的农民蜂拥而至，不论是开禁之地，还是封禁之区都涌入大批的移民，规模愈来愈大。20世纪初，清政府决定开放蒙地，还设立押荒局、垦务总局，督导开垦事务；各地也先后设立了垦务局、办务局和垦务公司等招徕华北农民。光绪三十四年(1908)，黑龙江巡抚奏准《沿边招垦章程》后，分别在汉口、上海、天津、烟台、长春等地设立边垦招待处，对应招者减免车船费，不增押租。对招垦有力人员进行奖励，即能够招徕十人以上者，到达开垦地后为百户长，能招徕百人的为屯长，能招徕三百人的以土地四方照半价卖给。其它各省也纷纷效尤，为移民推波助澜。宣统二年(1910)，政府正式废除了乾隆以来汉人出关垦植的禁令，第二年又制定了东三省移民实边章程，并相应地在招民垦荒的地区设置了一些新的府县，使移民逐年增加。山东半岛每年乘船到东北者“合计共达三十五、六万人之谱”。（注：《盛京时报》，宣统二年三月初五日。）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华北等地的政治经济状况不断恶化，越来越多的破产农民和灾民、难民不得不到东北去逃荒、避难。据统计，1921年关内向东北移民仅为20.9万人，1926年增为56.7万人，以后移民数量猛增，1927年达到105万人、1928年为108.9万人、1929年为104.6万人、1930年为67.3万人。即从1921年至1930年的10年间共有近618万余人到东北谋生。（注：陈翰生：《难民的东北流亡》，附统计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1册。）另据南开大学在东三省调查千余户农业移民表明，有10%是清末前来的，民国时期的20年间来的占90%，其中1925至1930年间来东北的占其50%以上。（注：《中国农村人口增减趋势以农民离村部分考察》，《中行月刊》，9卷3期，1934年9月；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期，第880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可见，这时是关内向东北移民的最高峰。
　　到东北的移民多是华北地区的农民，山东胶东地区的登州、莱州、青州和河北省保定、滦州等冀东地区、京津地区，有便利的途径，有“闯关东”的习俗，是移民的主要输送地区；后来，重灾区河南省依靠发展起来的铁路，也有相当数量的农民逃亡到东北。
　　在早期，山东的移民大都“泛海”在辽东的营口等地登陆，然后再向周围地区发展；直隶的移民则大都“闯关”从陆路到辽西。到了20世纪以后，海上交通的发展，便利了渤海沿岸之间的运输，烟台和龙口等沿海港口几乎成为山东移民的输送地，每年有大量的移民出入。光绪初年，华北大旱，“山东避荒之人，至此地者纷至沓来，日难数计。前有一日，山东海舶进辽河者竟有37号之多，每船皆有难民二百余人，是一日之至牛庄者已有八千余名，其余之至他处马头者尚属日日源源不绝”。（注：《申报》，光绪二年八月二十四日。）1928年和1929年烟台、青岛、龙口三港对东北地区的客运量分别为61万人次和64万人次。（注：丁抒明：《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第128页，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同时，近代铁路为华北农民赴东北提供了更为便利的交通工具，移民的规模逐年扩大。民国《胶澳志》记载，“每逢冬令，胶济铁路必为移民加开一二次列车。而烟潍一路，徒步负戴，结队成群，其熙熙攘攘之状，亦复不相上下。综计一往一来，恒在百万以上”。（注：袁荣叟等：《胱澳志》，第3卷，第130页。）据胶济铁路调查，二三十年代“每日乘胶济车由青岛转赴东三省求生者，达三千余人”。（注：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38页。）在京奉线，天津铁路局出售可移民一家的移民票，1922年仅售出8340张，到1928年增至13224张，1930年达98201张。据海关统计，20至30年代初由天津经铁路去东北的总计在40万人以上。有的专家认为，20世纪三十年代前，每年从冀鲁豫去东北的约有40至50万人，最多的年份超过百万，其中循京汉、津浦、京奉等铁路前往的约占1/3。（注：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第47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到东北的移民大约分两种，其特点从季节性迁移逐渐变为永久性移民。季节性移民如同候鸟，初春从家乡出发，深冬即回乡过年或探亲，第二年过了正月十五再去。经过单身或乡亲结伙数次候鸟式往复后，有的在东北境遇改善了，有的在家乡实在无法维持生计，即携妻带子，到东北安家落户，变为长居的永久性移民。早期以季节性移民为多，到了20年代以后，随着东北自然经济环境的改善和华北环境的恶化，越来越多的华北农民定居东北。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等地，因“数年以政令之烦，军匪之扰，移出之数倍于往昔，且多货其田庐，携其带子，为久居不归之计。”（注：袁荣叟等：《胶澳志》，第3卷，第130页。）根据1921至1930年历年移民东三省的统计，10年内共移入618万余人，移出326万余人，留居者为291万余人，（注：转引自赵中孚《一九二○——一九三○年代的东三省移民》，（台）《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留成者近50%，且多全家定居东北。
　　向东北移民的规模举世闻名。有的学者估计，从近代明令移民实边到清代末年，移入移民（含后裔）的人口达到1400万以上，年均近30万人；（注：参见胡焕庸：《中国人口地理》，下册，第326、342、35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孔经纬：《东北经济史》，第135、21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以及《中国人口》各省分册。）有的估定，1920年后的十年中，每年至少有32万人留居东北。（注：《钱业月报》，第13卷2号，1933年2月。）另外，从东北总人口的增长速度也反映移民的规模。据统计，19世纪初东三省总人口不足200万人，1840年增至304.8万人，到50年后的1911年增加了1500万人，为1811.7万人；又过了20年的1930年，人口增长近一倍，达到3008.7万人。（注：《东方杂志》，第32卷19号，第71页；193　年　月　日。）其中一部分是人口自然增长，绝大多数是人口的机械增长，即大批的移民所致。
　　30年代初，日本侵入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实行法西斯殖民统治。日本制定了向东北大量移入日本人和朝鲜人的大陆殖民主义政策，公布了针对华北移民的《取缔外国劳动者规则》，并严加限制移民入关；民众们也不愿去东北做亡国奴致使大批的移民回乡。如山东“自前年九一八事迹发生后，因受日阀之蹂躏摧残，多裹足不敢前往。即原在东省之商民，亦因不得宁处，相率扶老携幼转回故乡，是以日来由东北过青回籍之农民，异常众多。凡由大连进口之轮船，无一艘不告人满”。（注：叶民：《东北劳动大众的亡国奴生活》，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592页。）从此，“闯关东”的移民潮停滞。1937年七·七事迹后，出于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殖民当局从山东等地诱骗和捕捉当地农民到东北的矿山等充当劳工，到1940年达到130余万人；1942年至1944年每年也有百万以上的华北劳工到东北。据统计，从1930年至1942年进入东北共有504万余人，离开的327万余人，留在东北的176万余人。但是，这是日本侵略者有组织有计划的强掠的劳工，带有强烈的掠夺性、惩罚性，这些劳工或是当地的青壮年，或是战俘，在东北作劳工没有人身自由，有着浓厚的殖民色彩，被当时称为，“与以前的流动农民的性质完全不同”，“简直与南洋的贩卖猪仔无疑”；（注：参见朱玉湘等：《论“九·一八”事变后山东地区的关内移民》，《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他们简直不是工资劳动者，而是纯粹的奴隶”。（注：赵文林等：《中国人口史》，第475、513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所以已经不是抗战前原来意义的移民。

“闯关东”的原因

　　　　　　“闯关东”的原因

　　向东北移民的原因，固然有上述中央和地方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积极招垦，以及东北自然经济所带来的引力。但是，更大的驱动力是华北自然经济环境不断恶化和社会动荡不安，把破产的农民、难民推到东北谋生。
　　首先，华北地区地少人多是向东北移民的前提。清代以后，山东、河南和直隶省人口猛增，人口密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数，甚至一度成为密度最高的省份。1840、1898和1936年全国每平方公里平均有43.63、41.29和48.88人，而山东省该三年分别为207.1人、246.24人、256.40人，其密度从在全国居第四位，上升到第一、二位；河南省该三年分别为147.80人、157.07人、192.52人，由居全国第七位上升到第四位；河北省该三年分别为97.39人、111.33人、139.35人，由居全国第十位上升到第八位。（注：据章有义：《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的再估计》计算，《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随之而至的是，人均占有土地的数量逐年减少。据统计，华北冀鲁豫咸丰元年(1851)人均耕地4.46亩，1912年前后下降至3.66亩，1928年以后又下降到2.93亩。（注：转引自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第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耕地与人口的失调对华北农村压力极大，促使人们移民到人烟稀少，土壤肥沃的东北地区。
　　其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是华北难民离乡背井去东北的直接原因。咸丰五年(1855)黄河改道，殃及鲁、豫、直省，山东省灾情在六分以上的村庄即达7161个，灾民逾700万人。（注：袁长极等：《清代山东水旱自然灾难》，《山东史志资料》，1982年第2辑。）从该年到1912年清朝覆灭的56年中，山东省仅因黄河决口成灾的竟有52年之多，共决口263次，成灾966县次。（注：《申报》，光绪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咸丰四年(1854)直隶省连续5年遭受蝗灾，京津、直隶东北部和南部最甚，飞蝗蔽野，田地到达了春无麦，食五谷茎俱尽的程度。光绪元年(1876)后连续四年的华北特大旱灾，遍及东北五省，受灾难民达2000万人以上，饿殍就达1000万人以上。山东难民农村皆“扶老携幼，结队成群，相率逃荒于奉锦各属，以觅宗族亲友而就食”。（注：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1，第25页：畿辅旱灾请速筹荒政折，光绪五年八月。）光绪三年(1979)直隶旱灾，灾区甚广，“大率一村十家其经年不见谷食者，十室而五；流亡转徙者，十室而三”。（注：《各地农民状况调查——山东省》，《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13页。）1920年华北五省出现长时间大面积的严重旱荒，灾区面积约271.27万方里，受灾共340个县，灾民达3000万人左右，死亡50万人。1928年至1930年华北、西北又遭受了旱、水、雹、虫、疫并发的巨灾，遍及甘、晋、绥、冀、鲁、察、热、豫等9省，饿殍遍野，万里赤地。面对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不甘困守待毙的灾民不得不远离家乡，四处逃亡，沿着前辈的脚步走西口和“闯关东”，一时间成为向东北移民的主流。
　　其三，军阀混战等战争频仍，严重地摧残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加深了农村自然经济破产的程度，迫使农民辗转流徙，移民东北。近代中国对外对内战争和兵灾匪祸频繁，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太平天国北伐军、捻军、黑旗军，以及义和团等都曾横扫华北诸省，直接间接予当地农民以莫大损失。尤其1915年以后，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国民革命军北伐等新旧军阀的混战年年不断，战祸波及华北各省。如山东“军队号称二十万，连年战争”，致使“作战区域（津浦线）十室九空，其苟全性命者，亦无法生活，纷纷抛弃田地家宅，而赴东三省求生”。1930年蒋介石同冯、阎、李之间的新军阀大战，双方投入兵力100万以上，所耗战费2亿元，战区“闾里为墟，居民流散”，赤地千里。在兵祸践踏的同时，华北农村还时常受到土匪的骚扰。鲁西、冀南、豫东受害最烈。来自各军阀队伍中的散兵游勇，不仅人数动辄数千成万，还配备各式轻重武器，到处杀人放火，强取豪夺，勒索财物，所过之处，如同水洗，人财皆空。“全豫百零八县，欲寻一村未被匪祸者即不可得”。（注：《晨报》，1921年1月20日。）在山东，“为土匪者，不计其数”；其它地区的土匪也是多者近万，少者数千。在河北，“该省充当土匪者，有五百万之众”，“大小股之土匪，几可在河北的每一县中见到，甚至连天津、北平附近之村庄也有被土匪占去者”。（注：《崩溃过程中之河北农村》，《中国经济》，第1卷第4、5期，1933年8月：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902-903页。）“匪过如梳，兵过如篦”，兵匪交加，更使农民生路皆无，不得不远走他乡。
　　其四，沉重的赋税兵差逼迫贫困至极的农民另谋生路。政府的日益腐败和军阀混战，使华北农村的赋税逐年加重。有人统计，以1902年全国最好的稻田每亩不过4角为准，河南1928年的田赋增长了6.5倍，山东莱阳1927年增长了近5倍。（注：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2页。）各种附加税之多则更是骇人听闻。田赋税加税是历代统治者特别是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在清代有耗羡、平余、漕耗公费等；到光绪中叶各省纷纷正式设立田赋附加税，随粮征收，或按亩摊派，来应付日益扩大的地方支出。不过，此时从种类和数量上看，为数尚微。民国以后，华北诸省将原来的杂款、附加及地方的各种陋规全并入正赋征收，实际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不久政府又规定地方政府有征收田赋附加税之权，但不能超过正税的30%。于是，各地政府为了支付庞大的财政支出和筹集军阀的军费，从种类和数量上都加重了附加税的征收，加之从省、县，甚至当地驻军及区镇乡公所都层层加码，变本加厉，附加税逐年增多。各省附加税目增至数十种或上百种，有的县附加税率超过正税数倍乃至数十倍。1926年和1927年的附加税最重，河北和河南全省的附加税竟超过正税2倍有余，山东省1926年的附加税竟超过正税4倍之多。（注：转引自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第49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张宗昌统治山东时，还在田赋上附加了军事特别捐、军鞋捐、军械捐、建筑军营捐4种苛杂，合计加收5.3元；（注：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571页。）从1928年3月又凭空增加了8种附加税，每正税1两要付14.56元苛捐杂税，大大超过了正税。（注：（日）松崎雄二郎：《山东省の再认识》，第213-233页，1940年版。）据1934年7月调查，河北省有附加税种48种，河南省有42种，山西省有30种，山东省有11种。（注：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6页。）常年应征的差徭和额外摊派的兵差，尤其是用军事名义临时派征的以力役、实物、货币为主的兵差，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清朝统治者围剿太平军和捻军时，在华北沿村勒派民夫车马，急如星火，兵差繁重，各省的差徭每年多者数百万两少者百万两。民国后兵差沉重，令民众难以承受。军队过境时，广招粮饷车马，稍一迟疑，便鞭挞交加，甚至抓人杀人。1928年后兵差最为严重。山东107个县中有77个县有兵差，河南112个县中有92个县有兵差，河北、山西则县县有兵差。据统计，山东临沂等县1928年兵差额?占地丁正税的274.41%；冀中8县1929年的兵差额数占正税的534.28%；河南商丘等县竟达正税的2339.83%。（注：王寅生等：《中国北部的兵差与农民》，第11页、附录2，表22，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1年版。）20世纪以后移民大增，最直接的原因应是华北地区战祸、赋税和兵差这些人为的因素。正如当时研究者所言，“冀鲁豫人民之赴关外者，其动机由于东省情形之利诱而去者少，由于原籍环境之压迫而去者多”。（注：何廉：《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经济统计季刊》，第1卷第2期；1932年6月。）
　　另外，社会意识和习俗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山东等地“闯关东”由来已久，移民中向家乡寄钱者有之，带财物回乡过年者有之，也不乏发财致富成家立业者，这些刺激了更多的民众要到关外谋生赚钱。胶东有些村庄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逐渐形成了“闯关东”的习俗。所以在华北特别是山东的胶东和河北的冀东，劳动力稍一充裕，或一遇天灾人祸，首先想到的是携家带子，或集结亲戚好友，蜂拥到关东去谋生。

简析“闯关东”的正负效应

　　　　　　简析“闯关东”的正负效应

　　如此规模的移民，对移出地和移入地的社会经济必然有相应的正负效应。
　　对于东北移入地来说，正效应主要表现在开发土地、发展农业、创建近代工商业和城市近代化等方面。
　　东北的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大部分土地尚未开垦，来到东北的移民“大多是一贫如洗的贫民和灾民”，“甚至初到时连独立租地的能力都没有。他们既不能得到当地政府之经济上的帮助，又不能获得地主底相当的宽待，因此初到时大多只能当雇农”。（注：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下册，第997页：台湾华世出版社1978年版。）据20世纪20年代调查，在辽宁省的移民，有6/10被人雇用垦地，3/10自领官地垦荒，1/10为工人。（注：《满州移民的历史和现在》，《东方杂志》，25卷12号，1928年6月；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47页。）通过他们勤奋耕耘和先进的种植技术，开垦了大片荒地，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也有大幅度的提高。据珀金斯估计，东三省1873年有耕作面积仅仅24百万亩，到1913年达到123百万亩，40年增加了4倍。（注：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31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另据专家统计，1914年东北（包括热河省）共有耕地14019.2万亩，到1932年达到30618.6万亩。（注：许到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第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东北1912年粮食总产量8002305吨，1930年增为18865000吨，18年间共增加10862695吨，每年净增603483吨。这些移民还带来了先进的种植、养殖技术，如玉米的种植和推广、大豆的增产和大幅度出口、柞蚕的生产等等，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移民来到东北创建近代工业，经营商业，繁荣了当地的商品经济，也在东北建立了相当的势力。他们创建的近代工业主要集中在榨油、缫丝、烧酒等业。东北盛产大豆，山东移民在营口、大连、奉天、哈尔滨等市创建了大量的油坊，加工出的豆油和豆饼远销国外和江南，也为经营者带来丰厚的利润。在安东，原来将柞蚕丝运到烟台等地缫丝，20世纪以后该地“山丝出产丰富，烟台商人多来此开设厂栈，就近缫丝出口”。（注：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东三省经济调查录》，第86页；该管理处1919年印。）直隶的王玉珍在黑龙江创办平山煤矿、山东的韩宪宗在吉林的夹皮沟建金矿等等。东北有人参、貂皮、药材等特产和大量的粮食，却缺乏布匹、铁器、日用品等洋广货，且商品经济尚不发达，故吸引了一批移民在此经商。关内经商者主要从事的有粮食、杂货、银钱业等。东北粮食和大豆往海外和关内的运销，最初多为关内的商人；购运销售洋广货的杂货行也多是关内的商人；至于经营银钱和汇兑业的则更是山西和山东人。这些商人的活动，不仅有助于推进东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集市的增加和繁荣，而且其本身的势力也日益增大，在许多地区成为举足轻重的商帮。在奉天，商人有河南、山西、山东和关里帮，“其在商场上占有势力者，则为山东帮及关里帮，金融界多系关里帮，实业界多系山东帮”；在营口，“各帮势力仍以山东帮及直隶帮为最”；在大连，“各商之势力最占优胜者为关里帮及山东帮，经营代理店事业者大半系关里帮，其它油坊钱庄杂货多属山东帮”；在长春，“商人以直隶永平府之昌黎、乐亭、抚宁、临榆（统名曰关里人）及山东之东三府占大多数，而山东人多营杂货行，关里人多营银钱业”；在哈尔滨，“各帮商人之势力以山东帮及直隶之关里帮为最占优胜，关里帮多系银钱业，山东帮多系实业，而根基稳固握有实力者仍为山东帮”。（注：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东三省经济调查录》，第39、57、148、210、232页。）
　　其三，移民是东北产业工人的主要来源，也推动了东北城市近代化进程。最初，移民多到辽宁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周围，有相当部分的移民被招募为工人。如1898年沙俄修筑中东铁路，“所有土夫，多系由直隶，山东陆续招致，三省不下一二十万人，以吉林一省言之，奚啻五六万人”。（注：吉林将军长顺折片，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十日；明清档案馆：《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252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修筑京奉等铁路时亦然。东北各地矿山的矿工大部分也是从华北招募的。1921年抚顺煤矿采煤苦工中，原籍为山东的占53.4%，原籍是河北、京津和热河的占39%。（注：王清彬：《中国劳动年鉴》，第一次，第365页，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年。）20世纪后移民扩展到吉林和黑龙江省，其中稍有经济实力或经商经验者，也多留在大小城市从事工商业，成为东北各城市中的新生力量。这些移民自身身份转变了，也相对地提高东北地区的城市化。以大连地区为例，1903年城区人口仅4万余人，到1935年增至37.7万余人，增加8倍；同期该地区人口增加了近5倍。1936、1937年该地区中山东人平均占移入人口的89.1%，河北人占10%；（注：刘世琪：《旅大地理》，第49页，新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即移民留居所带来的人口机械增长是城市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另外，对东北地区社会文化方面的也有一定的效应。如语言的趋同、习俗的沟通等等。其负效应从经济方面有农村的地价上涨、城市中工资低下等；从社会方面看，有短期雇工多、青壮年多所带来的职业结构和性比例的失调等。因篇幅所限，惟有另文而论。
　　对移民移出地来看，正效应主要有，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当地的人口密度，提高人均耕地面积，从而暂时减轻土地与人口的压力，使人口的分布趋向合理。其二，在灾荒和人为的破坏农村生产力时，为难以维持生计的民众提供了一条活路，有助于减轻各级政府赈灾救灾的压力。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南遭灾，政府提供交通工具组织难民到东北去做工；慈善机构和同乡会也慕捐设救济处，将难民移送东北。其三，移民尤其是季节怀移民，多是单身“闯关东”的，通过做工做开垦，有了一定的积蓄，即带回或寄回家乡，增加了老家的收入，补贴农村经济的出超。如山东烟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每年从东北移民寄来的汇款就达4000万元；在龙口1940年左右有银钱业25家，资本附本共计109万元，其主要的业务就是汇兑，九一八事变前每年的汇兑达500万元，以后减至250万元。（注：参见（日）《芝罘、威海卫、龙口の经济贸易港湾事情》，第30、65-67页；作者不详，油印，约1940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
　　对移出地的也有负效应。如消减了的农村生产力，导致耕地的大量荒芜。到东北移民的主流是各地农村的精壮年劳动力，而精壮年是农村主要劳动力，农业生产的中坚，精壮年的流失，使华北农村人口渐减，劳力薄弱，耕地因天灾人祸等而弃，又因精壮年劳动力常年在外而荒，逐渐成为荒地，故民国以后即使在华北平原荒地数量却在增加，到1934年山东的49个县里有荒地10238万公亩，河南的69个县里有荒地5987万公亩。（注：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土地问题之统计分析》，第48页；重庆正中书局1941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称民潮有利于打破地域之间的局限，促进两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传播、交流、融合和互补，有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推动东北与关内社会经济和文化更加协调和统一，如双方商品的交流，资源的互补，文化习俗的融合等等。
　　总之，近代“闯关东”为特色的移民潮，是当时社会经济环境造成的社会现象，其产生的原因和所起到的正负效应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深入总结和研究这一历史过程，将有助于正确研究和引导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而出现的民工潮。

中国移民图卷之：闯关东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8-02-21　

1929年，美国人拉铁摩尔来到中国东北。除了广袤无垠的黑土地，他看到的是一股巨大的移民浪潮，那一年，有超过100万人自山海关以南蜂拥而至，其中至少有60万人定居在此。

这位长期研究中国边疆问题的学者当然知道，这只是移民潮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仅仅在10年之间，自中国内陆省份到达这片被称为“关外”土地上的移民，就超过600万人。而在近20年之内，东北的人口，已经因为移民而增加了一倍。

实际上，这股移民潮早在拉铁摩尔到达东北时，就已经绵延持续了数个世纪之久——从17世纪中叶开始，三百年间，至少有3000万移民通过各种途径到达了东北。

拉铁摩尔将之与美国著名的“西进运动”做了对比，显然，发生在中国东北的这股移民潮，无论是历史，还是规模，以及形成原因的复杂程度，都要远远超过美国的“西进运动”。但至少有一点，两者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彻底改变了移入地区旧有的风貌。

就在这股移民潮开始之前，东北广袤的土地还处于半沉睡状态，除了南部辽河下游的河谷地带得到了有限的农耕开发之外，西部的草原以及东部和北部的森林，还和亘古以来的原始风貌相差无几。

那时候，要进入这片沉睡的土地，最便捷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沿着渤海沿岸狭窄的平原地带，通过山海关向北，一直进入辽河平原的腹地。另一条则是从胶东半岛下海，直穿渤海，抵达辽东半岛。

由于政府的“封禁”政策，在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长达两百年的时间里，通往东北的陆上交通都是处于半封闭状态，而无法忍受中原地区水、旱、虫、兵各种天灾人祸的农户，不得不以“闯”的精神，或从陆路出关，或从水路渡海，抵达关东。

应该看到，在近代以前持续二百年的移民潮，除了将东北南部更加“汉化”之外，几乎没有更大的影响。而真正改变东北的决定性因素来自近代，这就是——铁路。拉铁摩尔描述它是，“整个中国体制中所没有过的经济与政治力量的新产物。”

的确，自从20世纪初期铁路开通后，伴随铁路而来的，不仅仅是各方的殖民势力，还有其背后的近代化工业生产模式。自下决心搭乘北上列车去闯关东的那一刻起，数以千万计的移民们，所要诀别的，不仅仅是熟悉的家园，同时还有延续千年的农耕社会。

自此，去往东北的移民们，不得不在这块近代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土地上，忍受着殖民化最严重的压榨。不用再去反复叙述，只要稍稍了解一点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苦难，就知道其间的艰辛。在这样的大背景中，移民们的命运只能伴随着整个区域的命运而沉浮。

发生在这三百年间的故事早已成为往昔，但这次移民潮所带来的影响却持续至今，闯关东的历程，不仅仅造就了一个新的地域群体——“东北人”，还深刻影响了东北人性格的形成。从更广阔的历史图景来看，闯关东只是恢宏的中国移民图卷中的一页。填四川，走西口，下南洋，建三线，民工潮……几千年来的一次次移民潮，书写了中国的历史，也蚀刻出中国的现实地理。闯关东，只是我们试图对此进行描绘的第一章。

三百年关东潮

■本刊记者 李远江

自1653年的数百年来，闯关东的热潮不断冲破各种有形无形的障碍，绵延不已。源自流民自身渴望生存的意志和希望，无疑是移民潮最顽强的生命力，但政府的政策导向，又往往将移民潮真正推向高峰。

招民垦荒

1644年，清王朝入主中原，百万满人有90多万“从龙入关”，此时的东北“沃野千里，有土无人”。而中原地区由于战争，人口急剧减少，土地紧张的局面得到缓解，气候寒冷的东北对关内农户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但要守卫这块“龙兴之地”，就必须驻军，而驻军就需要有军粮。无奈之下，1653年，顺治皇帝开出了史无前例的优惠政策来吸引关内人去东北。那时候，对于移民东北的农户，政府不但每人每月补助一斗粮食，还规定，每开垦出来一晌土地，另奖励六升粮食，如果能够号召他人随行，还授予官职，招到“五十名以上，文授县主簿，武授百总”，“六十名以上，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若是到了一百名，“文授知县，武授守备”。

如此优渥的政策激励，使“燕鲁穷氓闻风踵至”，短短十五年后，仅奉天、锦州两府人丁就增加到1万6千余，较顺治朝增加3倍多。

可惜，这段“官情民愿”的关东移民蜜月期很快戛然而止。经过十余年的垦殖，辽东地区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关外生产的粮食已经能够满足当地驻军的需要。为防止关外民人过多侵害满人利益，康熙七年（1668年），清廷宣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作废，禁止汉人移民关外。

自此，移民关外已属非法，“燕鲁穷氓”再去关东，就只能“闯”了。

封禁

自华北各地出发，经山海关，进入东北腹地，原本是一条通畅的“移民之路”，但现在却变成了充满血性和悲壮的求生之旅。严苛的封禁政策，成为横亘在“闯关东”者面前的一道无形却真正强大的“关隘”。

早期出关民人在东北各地很受欢迎。各地驻防八旗士兵，绝大多数把土地租给民人。在出关汉民的努力耕耘下，关外大片土地被开垦出来。特别是盛京地区，因为距关内近，气候条件好，耕地超过了一千万亩，成为关外粮仓。

反观中原地区，由于人口急剧增长，人地矛盾益发突出，加之自然灾害频发。关外流民的生活状况通过商旅或书信传回关内，使更多的贫苦百姓对东北地区充满了向往。

1715年，山东登州府门楼村周德新、周德纯兄弟正是在此背景下，踏上漫漫的关东之旅。他们是幸运的，虽然没能赶上清初招民开垦的好年景，但是他们到达的旅顺夏家村还有大片土地可以开垦，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朝廷对闯关东的移民还处于不鼓励也不驱逐的放任自流状态。经过数十年的努力耕作，繁衍生息，周家不但在夏家村立足，而且日益壮大。

东北辽阔的土地渐渐得到垦拓，关内流民也通过各种途径“闯”到关外。在此形势之下，1740年，乾隆帝发布了全面封禁令，不仅严禁关内民人移民关外，还要求已经移民关外的流民要么就地入籍，要么返回关内。从此，山海关只允许商人往来贸易，凡出入山海关者必须持有原籍或贸易地给发的印票，验票放行。

山海关关防紧闭，迫于官府的封禁和辽东日趋密集的人口，流民由陆路出关绕行其他长城关口，开始经锦州、广宁、开原，冲破奉天省的边界，流入吉林省，形成流民北上的大趋势。

另有大量流民不得不改走海路。相当一部分人从现在的旅顺、金州及大连海岸上岸，然后北上寻找肥沃的土地，而这也成了后来通过海路闯关东者的偷渡“金三角”地区。

乾隆帝全面封禁的结果就是闯关东的目的地由辽宁逐步扩展到吉林。除部分在“金三角”地区定居外，绝大多数因为官府的查禁在偷渡地短暂停留，而后直接北上吉林。

流民越来越多，甚至一些早期到达大连、旅顺等地定居的村民，也开始继续往北迁移。1776年，周家兄弟的孙辈后人周成文，带着自己的妻子曲氏，离开周家兄弟已经定居了61年的夏家村，迁移到北边的另一个村子，繁衍生息，最后周姓竟成了这里的主要姓氏，这个村子干脆就叫周家崴子了。

流者自流

在乾隆全面封禁52年后，有过一段延续达11年的“弛禁”。

1792年，华北大旱，大批灾民汇集山海关，直隶总督庆成奏请由山海关副都统德福“分别查验”，逐一放行。面对蜂拥而来的灾民，德福担心严厉查禁会激起民变，于是奏请朝廷，准许“无业平民出关觅食”，只需“询其籍贯，注记册档放行”。乾隆皇帝批准了德福的奏请，火速传谕，通令山海关对灾民一律放行。并斥责墨守成规的总督庆成“贫民携眷出关者，自可籍资口食，即人数渐多，断不致滋生事端，又何必查验禁止耶”。

随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嘉庆二年（1797年）、嘉庆五年（1800年）连年大水，嘉庆六年（1801年）又遇河堤决口，迫使乾隆五十七年的弛禁令延续11年之久。

嘉庆执政的第八年（1803年），中原灾情稍有缓解，嘉庆皇帝便迫不及待地重申对东北的封禁令。为了防止汉人借经商务工之便滞留不归，嘉庆帝严格要求各处关防对“携眷出口之户概行禁止”。

然而，强大的人口压力一直是华北农民闯关东持久而旺盛的推动力。从1661年至1753年的92年间，山东人均耕地面积从10亩多下降至7亩，1766年至1887年，人均占有耕地始终在两三亩水平上徘徊。人多地少，丰收之年尚难解决温饱，遑论灾荒之年。

因此，虽然嘉庆时期对民人出关垦荒的禁令，一次比一次强硬，所采取的措施，也一次比一次严密，但事实上，终嘉庆一朝，闯关东依然是禁者自禁，流者自流。据统计，吉林一地，到嘉庆十六年（1811）民人33 025户、307 781口，较乾隆朝增加1．5倍。而黑龙江一地，嘉庆十三年（1808）有民人26 207户、136 228口，是乾隆朝的3.7倍。嘉庆帝严苛的封禁，不但未能阻止闯关东的大潮，反倒使更为偏远的黑龙江成为新的移民目的地。

大趋势

嘉庆禁令在其儿子道光帝时被冲开决口，咸丰年间掀起大规模移民高潮。

那时清朝社会危机四伏，天灾人祸、内忧外患。1833年记载的一次山东地区黄河洪灾描述“黄流东趋，一片汪洋，灾民荡析离据”，利津有些村庄“死伤居民甚重，有一家全毙者，有淹死仅存数口者，有房屋倒塌压死者，惨苦情况不堪言状……已救出数千口，唯无安身之处，大半露宿荒郊”。

1855年，黄河在兰考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入渤海，一时间，河南、河北、山东诸省灾民遍野。与此同时，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席卷大半个中国，难民们纷纷逃亡关东。祸不单行，北方的俄罗斯不断入侵，不仅割占中国大片领土，而且大肆渗透到东北三省，企图通过事实上的殖民，进一步割占这片土地。

内忧外患，开禁已成必然之势。咸丰十年（1860年），黑龙江将军特普钦数次上奏，要求“解禁”。清政府顺势宣布“移民实边”，广招汉民，出关开垦。据《黑龙江省志》载，1861年，呼兰、巴彦等地相继被开垦。呼兰由民人杨继明押预保，朝廷放荒200万垧（东北地区多数地方1垧合15亩）。1868年，王常厅所属的皮信沟和淳水泉存底，村民佃户一次认领荒地25万垧。

1878年，清政府解除汉族妇女移居关外之禁，关内汉民更是携家带眷涌进东北。更多的流民不仅来经商务工，而且定居下来。

“移民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闯关东潮迎来一个高峰。

民国建立之后，中国进入了全面军阀混战时期。中原地区更是惨遭荼毒的主战场，加上数次大灾，百姓大批流离失所，再次把求生的目光集体投向东北。

东三省被奉系首领张作霖掌握。而此时，处心积虑的日本也一直酝酿向东北实施移民计划。他们的算盘是：通过大量的移民，使大和民族成为东北的主体民族，从而从根本上同化满洲，实现统治。

尽管张作霖的统治得到了日本的支持，但他却不希望受到日本控制。为了对抗日本的移民计划，他采纳了王永江的建议，有组织、有目的地从山东、河北甚至河南、安徽等地以每年三百万人口的速度向东北大量移民，这个数量，远远超过那些俄罗斯、日本和朝鲜等地的国外移民。

张作霖自觉从关内移民的数量到底有多少，没有准确的统计。不过，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在统治东北时期，大力发展工矿商业等，使东北的经济状况大大优于关内平均水平，确实从客观上为关内流民来东北创造了更多更好的机会。

但这样的情势并没有延续多久。很快，“九一八”事变发生。事变之后，日本执行向东北大量移入日本人和朝鲜人的大陆殖民主义政策，公布了针对华北移民的《取缔外国劳动者规则》，并严加限制移民入关；关内民众也不愿去东北做亡国奴。已经移民的商民，也相继扶老携幼转回故乡，“凡由大连进口之轮船，无一艘不告人满”，出现移民回流潮。

抢夺劳工

也正是由于日本人的殖民政策，这个时期的关东移民潮呈现出又一个变化。事变之前，移民流向北满者多，且多为务农；事变之后，移民流向转变，多分布在南满的城市和工业区，劳务移民增加，超过一半的人在矿山和工厂中当苦力。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伪满政府鉴于东北劳动力不足、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进行以及向北边开拓，急需大量劳力，重启移民之门，但那时关内民众已经不是自发自愿闯关东。伪满政府实行了可耻的强掠劳工措施。

据统计，1936年到1945年的10年间，日本从华北诱骗、贩卖和抓捕的劳工总数约达到704.7万人，随行家属223.7万人，其中96%以上被运往东北。

山东仍然是日本“抢掠劳工”的重灾区。

民国时期山东移民东北的第二个高峰期之所以出现在1939年到1943年，“除了战乱、旱灾”，日本“到山东招骗劳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灾难加剧了恶性循环。1940年左右，山东惠民县流民闯关东者多为招骗劳工。临朐县的人口更从1939年的38万骤减到1942年的20万7千人。

为诱骗劳工，招工者描绘了一幅幅美景。后来被招去铁矿矿工的刘宪明兄弟，1940年时正流落青岛街头，父亲和两个妹妹先后死去，兄弟俩走投无路。招工人对他们说“活不累”，“吃的是大米白面，住的是洋楼，一天挣2元，愿意长干长干，不愿意发了财六个月就可回家”。兄弟俩以为找到了出路，报了名，“头几天确实好，吃的是细粮”，到了大连就吃的是窝窝头，“从大连坐的火车是闷罐，人和行李分车装，车上了锁”。

在河北人李向荣的记忆里，招工的经历更为凄惨。1935年，他被骗到吉林修路，劳工们“必须像牛一样低头干，稍一抬头，就乱棍抽打”，吃的是“发霉的棒子面窝头”，住在“临时搭的窝棚里”，至于工钱“始终谁也没摸到”。更有人丢掉性命，日本人拿一根大鞭子，看谁不顺眼就上去狠狠地抽一顿，有的工人就被活活打死。

1936年，日本政府把向中国东北移民确定为国策，计划时间排到1956年，这一国策的核心内容被确定为20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即500万人。日本政府的如意算盘是，20年后，100 万户日本移民经过繁殖可达1000万人，占东北总人口1/5以上，一旦实现这一目标，便可在伪满洲国建立起以“大和民族”为指导核心的“日本的秩序”。

这些移民来的日本人，基本上不开垦荒地，而是将中国人的良田霸占，然后把一部分中国农民变成他们的佃户，一部分赶到穷山僻壤开荒。1941年，一个日本“开拓团”来到方正县土地最肥沃的伊汉通乡，放火烧了老住户分散在各处的房子，逼迫他们和伊汉通乡等地的农民迁走。正值寒冷的初春，在此居住的2000多中国农民被赶到县城西部的山区，无处居住，约一半的村民冻死。

一直到战争结束，闯关东的移民们这样悲惨境遇才得以改善

北大荒

历史总是充满戏剧性。

和闯关东几乎同样充满沧桑感的词，还有下南洋、走西口，几百年来，这几个沉甸甸的词，记录着生活在中原地区的百姓四面突围、谋求生路的历史。

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一种是迫于生计的流亡，一种是政府政策性的移民。自1653年的数百年来，主动招抚也好，被动流亡也罢，这股闯关东的热潮不断冲破各种有形无形的障碍，一直绵延，其源自流民自身渴望生存的意志和希望，无疑才是移民潮最顽强的生命力，但政府的政策导向，又往往将移民潮真正推向高峰。

时光流转。在战乱中建立起来的新中国，一方面，人口急剧增长，人地矛盾突出；另一方面，灾荒频仍，中原地区的土地再次不堪重负。一次新的、也是距今最近的关东移民高潮，在政府的号召和鼓励下掀开。

这就是开发北大荒。

人际罕至、冰雪覆盖的北大荒下，埋藏着肥沃的黑土。政府号召关内的人们主动到关外进行“垦荒建设”。据资料记载，1956年，仅山东省就组织了10余万青年开赴黑龙江。

这年的黑龙江林甸县，突然被从山东济南历城地区响应开荒号召而来此开荒的山东人填充得满满当当。当年4月至5月，该县“接收山东省13836名青年志愿垦荒队员来本县垦荒，分别安排在5个区55个新村。”依据当时的军队编制，这些新村被统称为某团某连。

两年后，山东省肥城汶阳公社的汪锡禹一家五口人也成了响应“号召”的典型，坐上火车，踏上了移民关外之路。一辆密不透风的闷罐车把他们带到了黑龙江的安康，不久，汪锡禹一家又坐上了一辆马车，也来到林甸县的新村。此时，这里已充斥着熟悉的山东乡音，汪锡禹一家迅速地适应并安顿下来。

这样的“闯关东”，已经少了些悲苦况味，多了些激情梦想，甚至还夹杂着荣誉。

1978年，北大荒移民垦荒运动结束，东北大地已经不再是闯关东之初的蛮荒之地，而是中国的工业中心和名副其实的“北大仓”。持续三百多年的大规模关东移民浪潮也暂时画上句号。

关东路

不管有没有封禁令，关东之路一直难走。

几百年来，多少闯关东的人一辆推车，或一根扁担、两个箩筐，前挑幼子、后挑家当。一肩挑起全家的希望，一步一步跋山涉水向东北。

大连一直是海路“闯关东”的一个重要中转站。从关内渡海到大连的人甚至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海南丢。从海上到大连，不知多少人葬身海底，像周家兄弟能安然抵岸者，十之一二。

今年76岁的刘文忠，老家在山东省蓬莱市小濠岛村。1893年秋天，由于蝗虫灾害，庄稼颗粒无收，刘文忠祖辈们一家的生活终于再也无法支撑。刘文忠的爷爷决定要带着全家老小出来逃荒。一家8口人划着小舢板出海。

船行不久，海上骤起大风，小舢板整整在海上漂了两天。快要漂到旅顺的岸边时，又袭来了一阵巨浪，一家8口人中的6个人在一刹那间就都被海浪卷走了，只剩下刘文忠父亲和姑姑被海浪卷到岸边，活了下来。在当地好心人的照料和收留下，才得以幸存。

李统信一家要幸运一些。20世纪始，从山东到大连、营口、旅顺逐渐开放定期轮船。李统信一家在1939年去大连时，坐的就不再是周家兄弟和刘文忠当年那种小舢板，而是一艘叫“大连丸”的日本轮船。由于没钱，李家人只能挤在最低层的下等舱。船舱里弥漫着晕船者的呕吐物和大小便混杂的臭味儿，仿佛公共厕所，这味道让李统信终身难忘。

从海上抵达大连的山东人，少部分人留了下来，更多的人仍无以为生，只好继续向北。自19世纪末开始至民国，东北兴建起数十条铁路。遍布东三省的铁路亦成为关内民众闯关东的交通首选。据统计，整个民国时期，东北共建成20余条铁路。铁路沿线日益成为流民最钟爱的落脚处，并促使关东移民沿铁路线往纵深发展。民国时期，300多万移居黑龙江的关内流民，在铁路沿线和松花江沿岸，建立了数以千计的居民村屯，开垦400余万垧地，增设30个治，初步形成以松嫩平原、三江平原、松花江流域和牡丹江域的主要产粮区。

只有少部分走陆路的人从山海关直接坐火车到东北，七成以上闯关东的人，为了省钱，都是先走海路到大连，再从大连坐火车北上。

大连往北的铁路已四通八达，这给那些有经济能力的人省了很多脚力，但他们往往得按照盘缠的多寡，决定火车那头的目的地。据1930年日本人做的一份调查，多数闯关东者所带路资不足15日元。他们兜里可怜的一点盘缠，多半是借高利贷而来，要不就是卖房卖地，或者亲友救济。以同时期花费计算，若先走较便宜的海路，如从青岛坐最廉价的三等舱到大连，耗资约3.4日元，上岸后若转乘火车，从大连到奉天的车票是6.16日元，到吉林13.2日元。一般来说，等他们买完火车票，这些流民的兜也就空了。

为吸引客流，“满铁”挖空心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1908年开始“苦力皆靠货车运送”。“满铁”将北满的农产品运至大连，回程的空货车即用来运送关内移民，获利巨大。

很多人连这样的货车也坐不起。1928年6 月，日本人小泽茂一在大连遇到一名李姓寡妇，她们一家7口所携旅费在山东即被败兵所劫，一路步行讨饭到青岛，幸得邻居伸援手买船票到大连，寄住在一小店。他们向店家借9元派人去旅顺找在矿坑工作的长子，因延时未到，店主竟要求他们卖掉8岁的女儿还钱。

求生的欲望，就是这样紧紧吸引着成千上万中原百姓前仆后继的脚步。他们像扑火的飞蛾，明知前途凶险，仍然忍悲含泪，一路向北、向北，甚至直抵最北端的黑河，直到找到活路。

多年以后，著名编剧、祖籍山东的大连人高满堂感叹：“坐飞机从大连到黑河，只不过是两三个小时，但一百年前，我们的祖先却跋涉了一年、两年甚至许多年，才到达了这片黑土地。在飞机上俯瞰关东大地，多少亡灵长眠在这里……”

寻根

在长达三百多年的闯关东移民潮中，一波一波的移民不断地涌向东北。但是，他们很少只身闯关东，往往以家庭或村组的亲友为单位集体行动；他们也很少去完全陌生的地方，往往去投靠先期已在某地落脚的亲友。新移民变成老移民，而老移民又为再来的新移民指引方向，提供方便。新旧移民之间甚少冲突，更多的是相互帮扶、融合。当时东北各地都有类似同乡会的“锅伙”组织，是当时闯关东的老乡合伙做饭的地方。有穷苦的家乡人来了，“锅伙”总仗义地给个吃饭的地方，还帮着找工作。若有人发迹了，也不忘给“锅伙”凑点儿份子。

这些来自中原地区的移民，对乡土和宗族有着深切的认同感，那是他们的根。

根，是埋藏在移民血液里的基因密码。哪怕他们已在东北生活数十年，繁衍数十代，哪怕那些移民后代根本就在东北土生土长，他们仍然记得，根在关内。一份族谱，一个地名，一首辈分排序诗，就是他们寻根的钥匙。

祖籍山东济宁、现居北京的许兰武，讲述了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大爷爷早年闯关东，死前留下遗愿，要落叶归根，葬到家乡的土里。孝顺的伯父于是将大爷爷的遗体，从漠河一直背回了老家。”对周家兄弟的第12代嫡孙周纯官而言，时间将在1989年的那个瞬间永驻。那年，他费尽周折地从山东族人的手中找到一本族谱。发黄的册子上面，一行字迹让他激动万分：“康熙五十四年，周德纯、周德新兄弟，渡海北上，定居旅顺双岛夏家村。”（来源：国家历史杂志）

改革开放也需要“闯关东”精神

苗向东

2008年03月06日15:42   来源：中国改革报